徐进：统一战线、舆论与政治：重释1940年成都抢米风潮
2022·02
作者简介：
徐进（1980—），男，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中国当代史和中华民国史。
基金项目：
本文系山东大学齐鲁青年学者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1939年底，成都米价持续上涨，至1940年3月14日，竟演变成抢米风潮，引起各方连锁反应。国民党希望借助这一事件打击中国共产党，但其处理抢米风潮的举措受到当时国、共与地方势力三者复杂关系的影响。案发后，各方出于自身考虑，对米价上涨做出不同解释。国民党为打击中国共产党与地方实力派，相当注重控制舆论。中国共产党则运用统一战线进行反击，于此亦体现了其高超的斗争策略和日渐成熟的政治智慧。
［关键词］抗战；大后方；成都抢米风潮；统一战线；舆论
本文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２期，参考文献及注释参见本刊原文。配图均来自网络。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采取“速战速决”方针，国民政府节节败退，并于1937年底被迫迁都重庆。由此，大西南成为中国抗战的后方基地，其粮食问题的重要性随之超乎寻常。本文关注的便是与此相关的一起抢粮事件，即1940年3月14日成都抢米风潮。这一事件的发生与自1939年底开始的成都米价上涨密切相关，学界对米价上涨原因的解释大体有三种，即通货膨胀说、囤积居奇说、歉收涨价说。陈默在此基础上提出多重因素合力说，这种解释相较之前各执一端的单一解释更符合史实。
笔者注意到，在提及此次米潮形成原因的报刊、档案、日记等各类史料中，隐藏着一种书写差异。日本学者岸本美绪研究清初物价时就曾指出：康熙前半期物价低落时，史料论述常归因于货币不足；但物价上升时，史料论述又无视货币因素而只注意实物不足。她进而尝试解释这两种情况下史料叙述间的差异，认为这与史料形成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及由此形塑的时人经济观密不可分。这就提示研究者：史料作为证据，本身也是有待解释的对象。故研究者需要仔细鉴别和比较高层档案、私人日记与报刊舆论中关于粮价上涨的不同说法，分析其中的时代原因。
粮食问题反映出1940年抗战大后方四川成都的政治特性，即国、共两党与地方势力的共存与竞争。学界有关抗战大后方的研究相当丰富，不过其中大部分研究是从上至下强调政府如何建设和调集资源来服务抗战。与上述研究中央决策、地方贯彻的模式不同，近年黄天华的研究则是由地方视角出发反观中央决策，开始注意到抗战前后中央进入地方与之产生的矛盾、斗争及其演变。黄天华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四川政治、经济事件的历史脉络与背景。
1940年3月14日，成都发生抢米风潮，国民党成都行辕将之定性为共产党组织的暴动，并于16日大肆逮捕其党员，查封其报刊。陈默的米潮研究已经注意到其中的国共摩擦及地方势力和国民党间的矛盾，但其重心在国共冲突，而央地矛盾尤其是共产党实行统战政策下的三方关系仍有进一步探讨空间。
在地方统战的实际执行层面，已有一些先行研究。刘宗灵以四川为例，把共产党的统战工作细分为上、下层，并做了详细梳理。但该研究偏重共产党一方，对其政策与各派政治势力的互动落笔不多。相比之下，黄道炫的“密县故事”则以人物为主线，关注并分析了这一互动。其问题意识与本文相近，旨在探讨共产党如何在力量多歧的区域进行统战，侧重于在近代中国人情政治的整体脉络中考察党组织发展、县政权更迭等问题。本文考察的案例将进一步回答，统战举措以何种方式影响地方政治，以及会产生什么影响。
总之，本文在进一步反思米价上涨原因的基础上，试图把米潮放回到国、共、地方势力三方关系中，重新解释这种关系样态如何制约各方判断、影响其对粮食问题的处理，进而辨析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一、米价上涨成因的表述与事实
1940年3月1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感慨：“外汇法币，缩至四便士以内，各地物价高涨，成都且发生抢米风潮，非统制平价不可！”对于3月14日米潮，最初蒋介石认为与法币贬值引起的各地物价上涨相关，解决措施是平抑物价。但其后在公开场合，蒋又拒不承认通胀因素。与此对应的是此次米潮成因的扑朔迷离。
1940年的粮价上涨，需要放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物价的整体变动中去把握。正如表1所示，一般物价总指数1937年6月为101，1939年6月为204，两者比较，指数已增长一倍；而粮食物价指数1937年6月为100，1939年6月为108，指数只略有增长。至1939年12月，粮食价格已快速上涨，但其价格指数仍低于一般物价。非仅成都如此，战时全国“食物类指数，虽逐渐增高，但始终较总指数落后”。不过，为何自1939年6月起，成都粮价开始大幅上涨，到12月的6个月增长率竟与同期物价几乎持平？及至1940年12月，相比同年6月，粮价增速更是远超物价。在注意到这些现象的基础上，我们再来分析米价飞涨的各种解释。
首先，检讨通货膨胀说。表1中成都一般物价指数的上涨趋势，与重庆大致相同。1940年3月15日，王世杰曾记录：重庆“以七七事变时物价指数为准（100），在廿八年一月，尚不过一七〇，至本年一月则已擢至三八〇以上”，并认为这“自是纸币恶性膨胀之现象”。可见其见解与蒋介石一致。米潮发生后的第二天，即1940年3月16日，翁文灏曾向蒋介石汇报，“川米价并未高涨”。此处，翁同样是持通货膨胀说，意即米价上涨虽猛，但考虑到物价普涨，米价的涨速并不算离谱。不过诚如前文所述，此前粮价涨幅远低于物价，通货膨胀虽然决定了米价上涨的整体趋势，但尚不能解释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这一时段内粮价涨幅的猛增。
其次，分析囤积居奇说。在这一观点中，囤积主体可分为政府和商人。当时报刊舆论的普遍论调是商人投机导致物价上涨。商人的投机行为多指“仓飞”和“赌期”，1940年之前这些现象就已普遍存在。1937年9月有评论称，“仓飞”导致四川“年年必有一度人造米荒”。果然，1938年6月，成都市油米钱业公会向市政府报告：因“奸商活动仓飞，富庶预作期盘”，导致“近日本市米粮，由二十一元左右突涨至二十五元余”。但与1939年底相比，这一价格涨幅极小。而且据表1，从长时段来看，1938年12月相比同年6月，粮价增长率仅为2.1%。由此可见，1939年底与1940年初的粮价飞涨，关键原因应非成都市商人的投机行为。
接着重点分析政府机构的“囤积居奇”问题。1940年3月,徐文杰向南方局报告时称，米价飞涨是因为政府机构“囤积居奇”。稍后，中共川康特委报告书亦批评道：农本局1938年改隶经济部，下设粮产调整委员会，掌握、控制国统区粮食运销。更借谷贱伤农的口实，在各县仓库购买粮食，实际则是操纵粮食。关于农本局在成都平原设置仓库购粮的缘由及后果，其负责人何廉曾有解释。1939年成都平原粮食丰收，故这一地区米价大跌。四川省政府向中央求助，行政院随即指示农本局收购此区粮食，以平衡市场供需关系，促使米价回升。由此可见，农本局收购粮食本是正常的政府干预市场行为。但因后来粮价失控般上涨，使得该政策被诟病为政府“囤积居奇”。时任经济部长的翁文灏也曾汇报：查米谷屯积之性质有二，一为备荒，一为居奇。现时川黔两省各级政府，尚少屯粮情事，有之亦多属于前一性质。
此外，成都向为销米区，其大米除成都、华阳两县及市郊有少量输入外,多为“南路米”,产地在温江、双流、新津等县。因此，这些地区的粮食状况对成都粮价亦影响匪浅。不过据1940年3月翁文灏的汇报，成都及重庆周边各县米商米行颇多囤积居奇的传闻：“至银钱行号及一般商号、私人之屯积米谷……惟泸州、合川、内江、成都、新都、温江等处，颇闻有购储居奇情事。” 吊诡的是，政府采取各种抑价措施后，各县屯积保存粮食的情况反而变得更为严重。《新新新闻》认为，成都周边各县设立的平价委员会“借名统制，不令粮食出境”；再加上“米市捕人”消息传出，各地商贩裹足不前，致使城市粮食“来源减少十分之三”。更糟糕的是，成都米潮发生后，各县及其运粮路上亦时有被劫被抢之事。
在乱象之中，四川地方势力控制了比中央更多的购粮渠道。5月，蒋介石感慨：“成都米价现竟涨至每市石200元以上，政府不论用何方法取缔，皆不生效。徐堪乃情商于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三人，托其代购民粮十万石，预交现款300万元至500万元，乃始奏效。余乃知囤积居奇者尚非奸商地主，而乃为当地之军阀也。”
这一时期，国民政府正在实施“后方总库六个月屯粮计划”，用于收购军粮。1939年，抗战长期化的形势已定，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为统筹军粮粮源，拟订了全国性的屯粮计划，分为后方总库屯粮和战区屯粮两部分。前者责成各省政府筹办。但是，军方各单位也自行屯购粮食。1940年3月，中共地下党获知军方购粮可能加剧粮价上涨的传闻：3月12日，成都中央军校的盛米仓库被焚，需要购买两万石以供食用，航委会也说要买一万石以供职工食用，而此时成都全市存米还不到三万石。月底，成都市政府查封仓栈后，航委会及各集团军驻蓉代表纷纷来信，想要收回其中被查封的军粮。
国民政府显然清楚其收购粮食的行为影响了米价。3月18日，即米潮爆发后不久，四联总处与经济部商定的《平定粮食及日用必需品价格办法》，第一条便要求“救济川省丰收屯粮计划及川黔两省后方总库六个月屯粮计划均应停止进行”。由此可见，政府机构最初因准备战争、救济粮价而进行的屯购，在四川粮食危机显现后很快就被叫停。因此，国民政府的这些行为仅仅是屯积，而非居奇。
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市场受恐慌心理影响，曲解了国民政府相关政策的动机。具体来看，1939—1940年的各种传闻加剧了粮价上涨。时人观察到：“人民心理的恐慌是加深粮价波动程度的主要原因。常常为着莫须有的事情，大家便信以为真，始而互相传播，终而自相惊扰，授予粮户粮商以操纵居奇的机会。”在这种恐慌心理作用下，即使政府小心翼翼地平抑物价，但政策所传递的信息也往往扭曲变形。1939年11月17日，《大公报》在追溯米价猛涨成因时就谈道，“乡村米价，初因丰收低落，……政府亦力谋救济，计划大量收买，消息四播，米价纷纷汹涨”。显然，政府收购粮食消息的传播，使人们对粮价产生上涨预期，进而导致米价猛涨。
3月14日米潮发生后的米价其实要比之前上涨更快。其原因更为复杂微妙，此处无法展开。至于1939年底到1940年春的涨价，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断定，商人投机行为与通货膨胀皆非主因。中央救济农民收购粮食、备战收购军粮及随后地方军阀和民众的心理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的米价快速上涨。
米价上涨的原因扑朔迷离，除自身复杂性外，也与政府的舆论引导有关。何廉即提到一例：1940年春，昆明发生米荒，云南省政府电请重庆中央政府救济。而他经调查发现该市大米供应没有问题，却提出让各报发一则新闻讲“有很多大米就要从河内运到昆明”，以此引导市场预期，稳定米价。据何廉所见，蒋介石也深谙此道。1940年夏天，何廉在蒋介石官邸举行的每周例会上汇报和分析重庆米价高昂的原因时，有意避开通货膨胀的说法，因为“那是忌讳的”。确乎其然，1940年11月，蒋介石在发给孔祥熙的《管制民生必需粮物价格之根本办法》中，就对通货膨胀明确加以驳斥，声称“故今日币贱物贵之害，论者往往归罪通货膨胀，外汇跌价，实属重大错误，真正损伤币制者，盖在内不在外，在官而不在民”。对照米潮发生之初蒋介石日记的记载，可知其论说有公开私密之别。
通货膨胀应是当时蒋介石乃至国民政府忌讳的话题。因此，通胀导致米价上涨的观点，只存在于高层的私密史料和时过境迁后的回忆中。而在报刊中，大都持“囤积居奇”说，重点批判商人的投机行为；亦有新闻指向国民政府囤积，不过其谈论的焦点是为避免1939年底丰收成灾的有益收购。政府收购军粮计划的相关记载，则只见于内部档案；对地方军阀的怀疑亦不见诸报刊。而政府、军队囤积居奇导致米价高涨的说法，更多的见诸共产党方面的内部文件、回忆录及其所办报刊。
总之，米价上涨成因各说的分布与史料性质有着密切关联，而史料的表述内容与其言说者的政治身份和观念又密不可分。倘若将这些米价上涨的不同记载视为同质史料，粮价上涨成因便难以厘清。中央、地方、共产党这三方关系的影响并不止于此，它还制约着各方对米潮的解读和善后。
二、逮捕行动与三方博弈
1940年3月14日米潮发生后，国民党在成都行辕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国民党将米潮认定为共产党组织发动，与当时的国共关系密不可分。对此，陈默已有很好的揭示，兹不赘述，但逮捕行动中的若干细节仍然值得仔细品读。
国民党抓捕的首要案犯汪道馀、郭秉毅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中共地下党员，又是武德会的核心成员。武德会是“武德学友会”和“武德励进会”的统称。前者为公开组织，由四川军阀刘湘创办，“凡从刘湘的军事学校毕业的学员及其军内各级军佐人员，均须参加”；后者是为抵抗蒋介石中央的渗透，1935年在武德学友会基础上成立的秘密核心组织。刘湘死后，其部继任统帅潘文华改组励进会，并自任主席，后成立规模更小的“武德励进会促进会”。汪道馀在其中任机要秘书，同时也是潘的顾问。
汪道馀、郭秉毅的双重身份，与抗战时期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转变密切相关。中共从1935年开始调整原来只注意下层的统战政策，主张适当联合上层。1935年1月，上海中央局委派张曙时入川建立上层情报组织，重建四川党组织，并争取地方势力。最初，中共利用刘湘邀请冯玉祥派人练兵的机会，派遣他们与李荫枫等人一起入川，担任要职。至1939年，中共党支部在武德会的领导与决策中已颇具话语权。
中共打入武德会进而影响四川地方实力派，体现了其统一战线政策的日臻完善。地方实力派对此亦有所觉察。抢米事件爆发后，潘文华的参谋长罗忠信曾特别强调，一面要警惕武德会会员为中共“利用”；另一面则对国民党实施反间策略，选择忠实干练的会员，故意“使为中央收买，以作反间工作，藉明中央情形，而资应付”。可见，四川地方势力对国、共两方皆有警惕。
米潮发生时，中共力图使四川将领相信国民政府的处置方式也针对地方实力派，潘文华、邓锡侯并未轻信，但“武德学会中下（层）大部分人不满潘的处置，拟全体辞职以迫潘”。潘文华等受部属意见影响，态度有所改变。潘、邓分别向蒋介石担保，汪道馀和郭秉毅并非共产党员。稍后，他们甚至向贺国光表示：以后遇有事件，要经行辕、省府、绥署、警备司令部的一致同意才能捕人，不能自行秘密拘捕。
国民党中央在处理米潮时，也注意安抚地方。因潘、邓二将领分别担保汪、郭不是共产党员，蒋介石随即批示行辕“汪郭诸犯，自当予以优待”，他也不希望刺激地方军队倒向中共。3月23日，贺国光向蒋介石汇报处理中共策略时特别强调，“川中部队受毒甚微且多数尚畏如蛇蝎，拟请暂不宣露以免激动反滋变乱，不如徐图调整”。
米潮中被抢米库为地方势力所控制。潘文华弟弟潘昌猷是受到冲击的重庆银行董事兼总经理。事后中共方面获得的情报显示，米潮中实有国民党军人参与：“中央军校西较场侧有着便服流氓二三百人络绎往老南门外，在上桑里吹哨集合（中有着黄呢裤者多人，并有操下江口音者），中有人发命令叫打重庆〔银行〕米仓库。”着黄呢裤、操下江口音者即长江下游西迁而来的军人。果若如此，则国民党有贼喊捉贼之嫌，其声称事件由中共组织，目的之一就是挑拨地方实力派和共产党的关系。
与汪、郭的双重身份类似，抓捕后被枪毙的中共党员朱亚凡，其另一身份是《时事新刊》的记者。随着抓捕行动的展开，国民党查封了《时事新刊》的报馆和通讯社。而该社实为川康绥靖署主任邓锡侯所控制，是他了解时事的渠道与窗口。邓与该社关系密切，“每周约（编辑）秘密谈话两次，分析时事”。由此可见，国民党中央这次打击的对象，固然与四川地下党有关，但亦直接涉及地方实力派的利益。
中共统战政策的高明之处，便在于让地下党与地方实力派相互缠绕。这使得国民党一旦打击中共，必然会牵连四川地方势力。这提醒研究者，考察米潮事件需从国共摩擦的表象，深入至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当时的四川共产党对央、地矛盾有着清醒认知，甚至断言“中央与地方的对立是四川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这矛盾不是短时间能解决的。因此国民党与我党在四川的对立是居于次要地位”。
伴随着1938年国民政府西迁，国民党中央加紧向四川全方位渗透，其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日益激化。这些矛盾最初的表现就是其与地方军队的私下冲突日趋表面化。在军事对抗的同时，1940年3月，国民党中央推行新县制，希冀借此更换原有县级官员，进而牢牢控制地方政权。此外，国民党还推行战时统制经济政策，使其与地方势力的矛盾更加难以调和。
具体而言，中央实施统制经济政策，希望控制四川各类地方资源，如“自贡、犍为与乐山的煤、盐；金沙江、涪江、嘉陵江、松茂、安平等地的金矿；资内的糖”等。而四川地方势力对此颇为敏感，曾上书建言，可由他们开发这类资源，显然不欲中央染指。经济部长翁文灏对川省将领意图的把握极为到位，他曾记道：“邓、潘诸将领,曾以安川建国为名,函陈蒋,愿率诸军人在生产事业中发挥,并愿组织四川兴业公司,有包揽全省事业之意。”
中央的权力扩张，令地方实力派如鲠在喉。米价上涨即被地方视作国民党中央统制经济的恶果。中共方面就有报告明言：“米，是川西最大的农产品，全川米供全川人吃历来有余，农本局、经济部、军政部及各银行以交易所的办法兴设仓飞制度……农本局更藉谷贱伤农的口实，在各县仓库购买粮实（食），实际即是食粮操纵。”考虑到共产党与地方派之间密切的人事关系，这些信息亦可透露地方的实际观感。
中央强势统制四川各类重要经济资源，势必侵占地方实力派的既得利益，有时甚至会引发激烈的军事冲突。3月6日，设在犍为县五通桥区的经济部盐务稽核所所属税警大队（所有职员均由外省人员担任），因人事恩怨与该区联保办公处发生武装冲突。该区商民以罢市手段支持地方保甲，地方军队十七师师长刘树成抽调三个营兵力，支持罢市。这一罢市行动的背后反映的是地方和中央对四川资源的争夺。五通桥地区有着发达的盐、煤产业，当时在中央统制资源的政策下，该地“煤盐两帮反对中央资本曾罢市及武装冲突”，“捣毁中央地方的税收机关”。国民党中央方面派党务专员前来，由于其倾向于压制地方，从而形成僵局。
有形的利益冲突之外，中央与地方还产生诸多无形的疑忌。翁文灏注意到地方对中央经济措施的猜忌：“川人言:据建设厅报告,中央占矿区不自开,亦不准他人（指川人，引者注）开。又统制货物,扰乱市场。余言,上节不实，下节宜设评价委员会及拟定物价。” 中央亦猜忌地方，蒋介石在1940年5月突发感慨：粮食原来在地方军阀手中！这类疑虑并非无端而起，地方势力有从中渔利乃至争夺政治资本的可能性。例如，1941年成都米价居高不下，其时张群主政四川，但当时传闻米市实际上被潘文华控制，而且潘称“假如他上台，保证米价每斗不上三十元”。这一时期云南亦有相似现象。1940年云南的粮食问题亦被认为是地方军阀自为，时为同济大学总务长的关德懋就认为昆明“米价狂涨的原因是省府的人垄断造成的”。
国民党中央与四川地方实力派之间的激烈矛盾给共产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空间，中央政府和地方实力派对此亦有回应。总之，这一时期的四川政治，国、共与地方实力派三者关系微妙，任意两方的角逐皆要考虑第三方的作用。
三、报刊、谣言与政治
国民党中央势力进川，试图控制地方，其中一项重要手段就是舆论控制。报纸是舆论斗争的重要阵地。成都主要的报刊，地方实力派有其喉舌《建国日报》和《华西日报》；国民党方面复兴社则控制《扫荡报》和《中央日报》；作为民国时期四川影响力最大的民办报纸之一，《新新新闻》则受地方势力和CC系两方面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中共统战工作颇有成效，有时亦可对地方实力派乃至国民党方面控制的报纸施加影响。
1935年6月，国民政府在成都建立新闻检查所，以避免报道不利于中央的新闻。邓锡侯十分头疼这类检查，在此压力下，“现在极想办一个报纸，终于未成功”。中共亦发现，随着新闻检查措施的加强，其“正确言论亦难于由其他（非中共主办，引者注）报纸透露出来”。新闻检查同样体现在国民党对米潮的处理中。3月16日，四川行辕执行逮捕行动，“当晚十一点钟，新闻检查所便与各报送来油印通知，令不准登载此事经过情形，违者，即予停刊处分”。
不过，新闻检查难以限制报纸不登某一信息的自由。1940年，康泽在四川省参议会上公开了赖辉煌（亦作“黄”，引者注）通电。赖原是中共甘肃镇原县委宣传部部长，发表通电时已经叛共，并转投国民党。这份通电是以赖原来的身份，请求国共双方彻查陇东事件，并将矛头直指中共庆阳分委和八路军三八五旅。国民党利用赖的党员身份攻击共产党，以增加通电的可信度。国民党宣传部门中央社随后分配四川各报发表该电，就陇东事件展开对共产党的舆论攻势。但事与愿违，地方报纸纷纷抵制，最后只有CC系可以影响的《新新新闻》转载此电。
即使新闻检查日趋严密，中共仍能利用报刊的特性展开工作。《新新新闻》创办者之一陈祖武回忆，该报需要看似讽喻实则无关痛痒的评论来吸引读者。中共地下党仍能渗透、影响该报，借助这一回旋空间发布三青团与军事教官的负面新闻。后来中共认为《新新新闻》与《大公报》都是“小骂大帮忙”。但此处的“小骂”难免与整个舆论界的政治批评汇聚一处，营造时代氛围，对国民政府形成杀伤。
在新闻检查无法完全控制地方舆论的情况下，便可不时看到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势力、共产党在报刊中的角力。1938年1月22日，国民政府宣布张群为四川省主席。地方实力派的喉舌《华西日报》就针锋相对提出，反对非川籍的人治川。国民党开展精神总动员运动，重庆《中央日报》宣传“一个领袖”。该报则发表社论，反对这一政策。除此之外，蒋介石宣传“攘外必先安内”，该报亦从地方角度出发予以驳斥。这一舆论较量日趋激烈，国民党中央甚至多次欲动用武力，直接接收《华西日报》。但这些举措均引起武德会与地方军队的强烈反弹，并未成功。
米潮案发生后，国共双方亦进行了舆论战。国民党宣称“3·14米潮”由共产党组织。4月5日，中共南方局做出回应，在延安《新中华报》上刊发《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员会为成都抢米事件真相告成都市同胞及四川同胞书》（以下简称“《告同胞书》”），公开表明共产党与米潮无关，并要求国民政府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 同时秘密散发大量的《告同胞书》，并分发给地方相关人士。国民党为阻止中共舆论发声，除逮捕人员外，还要查封“其用以掩护之报馆通讯社”，共产党控制的《时事新刊》《新华日报》皆因米潮而停刊。
国民党对共产党报纸的查封绝非偶然，这与四川共产党在当地文化领域内的活跃有关。早在1939年1月7日，国民党中央就获得情报，称：共产党员车耀先在成都的活动，主要为“兴办《新生周刊》”和“组织抗敌歌咏团”。10月5日，国民党四川视察员项学儒和成都市党部通过调查，对共产党的活动做了更为详细的汇报。据其开列的活动团体调查表，共产党的活动团体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报纸、通讯社等文化宣传团体，如 “星芒社”和《时事新刊》；另一类是群众团体，如“工人抗敌宣传团”“青年记者协会成都分会”“四川省妇女抗战后援会”。
但是中共的这些活动受制于当时统一战线的微妙和脆弱。1939年12月29日，周恩来曾在一份总结报告中提及国民党对待统一战线的特点：其最重形式，同时亦承认已成之事情，故于统一战线宁愿迁就事实，而不愿假以名义。换言之，中共展开统战，参加乃至领导各类文化团体和群众团体，国民党可承认其中的既成事实，但不会给以合法名义。随后他又分析了这一特点的两面性：当国共关系较好时，中共可以推进这一工作；但关系一旦变坏，国民党又可对其进行打击。考虑到国民党在五届五中全会后已转向防共反共，中共对此显然不无警惕。
果不其然，1940年米潮案发生，国民党就重点打击了中共的统战与文化部门。3月28日，四川方面的中共党组织向南方局汇报相关情况时指出，“这次遭打击的是统战与文化部门，这是最后的没有撤退的突出部分。虽然他们这时是公开的合法的，但是他们打击起来是不管这些的，只要不顺他的意，而他们打击得到你，就要干”。
在当地舆论中，另一突出现象是有关中央、地方两者的谣诼纷纷。这一现象其实是对央、地矛盾的反映，这一关系包含事实、认知两个层面的内容。早在1935年国民政府中央势力初次进川，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对地方势力造成压力时，四川地方领袖刘湘便猜疑“中央即将削其兵权，另以他人代之”。
当双方矛盾加剧时，各类谣言就层出不穷。因为四川军阀发起驱王（即王缵绪，时为四川省代理主席，引者注）运动，1939年8月13日，蒋介石决定自己兼代川事，并于10月7日正式接任四川省主席。这段时间，云南方面以成都兵变为据，传出有关中央人员被捕的谣言。蒋介石指责这些军阀“毫无心肝”，认为这些谣言可能与他亲理川政有关。其后不久，1940年新年岁首时，重庆又盛传四川省政府的实际负责人（即蒋介石在四川的代理人贺国光，引者注）被地方刺杀或扣留。当时，黄炎培也得到这个消息，不过随即将之判定为“不确”。4月25日，蒋介石亲至成都，再次引得谣言四起。这些言论的内容大多是中央调动地方军事领袖出川或川军某师长反对出川。毫无疑问，这些谣言反映了地方和中央在川军出川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和矛盾冲突。
四川上述谣言的发生，唐纵认为“多系川人故放空气”，即地方势力对中央举措不满，便以谣言作为信号警示中央，希望其改变政策。早些时候，潘文华在婉拒四川省主席一职时，曾向中央提及“蜀人自来多谣”，并解释其原因：“或其人不谙局中之苦而妄相揣测，或所求不遂而出于一时之愤激，或别有怀抱而图卸过以自利。”潘大概也难免为谣言所苦，故对此现象深有体会，但在中央政府看来，他本人在权力与利益纠缠下也不无造谣动机。
另据唐纵在川观察，不少谣言是四川比较常见的俱乐部传出。各类聚餐会亦是传播谣言的一个途径。一人可加入多种聚餐会，这无疑会加速信息传播。中共地下党员方仲伯（时任建民中学的教导主任）曾回忆，他一人既参加马伯安先生组织的“星五聚餐会”，还参加求实中学组织的“丙戌聚餐会”。同时他还表示：此类聚餐会颇不少，如“双星聚餐会”“周末聚餐会”等，人们通过这类聚餐会交换形势意见。在此情景下吐露的信息，究竟是情报还是谣言，有意无意，真真假假，很难辨识。中共即认为1940年初重庆盛传的谣言，应为情报贩子制造。
新闻报刊等纸质媒介，更是传播谣言的重要方式；反过来，人们也通过这些媒介消除谣言。上文提及共产党发布米潮与他们无关的声明，显系一例。1939年，随着英法大使到达重庆，一时传出国民政府主和的消息，加之日伪相配合的宣传，造成了谣言广泛流传。但到次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首次全文公布高宗武、陶希圣提供的“汪日密约”及其附件，并附有二人公开信，引得各报纷纷转载。报刊对“汪日密约”的揭露使得重庆政府主和、主降的谣言很难再产生影响。
蒋介石在米潮发生后不久即在日记中提到：“成都抢米暴动，须防为共党扰乱，应急速处置之。”但此处重在防范中共借米潮生事，而未涉及米潮起因。共产党员朱亚凡因米潮发生时恰在现场，一定意义上说被捕纯属偶然，不过，国民党借米潮打压中共在川舆论势力则是显而易见的。共产党在地方报刊中十分活跃，而国民党又重视控制舆论，《时事新刊》等报刊在因米潮而起的逮捕行动中被查封，便不难理解。报刊在战时成都的重要性，因中日、国共、中央地方多种政治势力的舆论战而凸显。
四、结 语
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因此，历代政府皆高度重视由其引发的骚乱。1940年3月14日的抢米事件，其发生地为战时政治中心成都。四川这一区域并非国民党中央政府一家独大，而是国、共与地方多方政治势力并存，相互交织和较量。其中，共产党灵活利用中央与地方势力的矛盾，凭借其统战政策与后者有所交融，形成一定的利益捆绑。此种地方政治使得国民党欲借米潮打击共产党，却极易产生复杂的连锁反应。
米潮发生的重要因素是粮价上涨。而上涨成因的表述和实际，亦深受当时四川三方势力博弈这一政治格局影响。但既有研究解释米价上涨原因时，未关注隐藏在史料表述背后的权力关系。粮价居高不下，实际上与国民党征收粮食和地方争夺、保存粮食密切相关。但出于立场考虑，时人的表述往往各执一端。唯有合各方言论而观，此节史实才能浮出水面。
抢米事件及其善后走向还表明，共产党对地方势力的统战，其影响并不局限于共产党一方。在促进共产党自身发展的同时，地方势力亦因之增加了抵抗“中央化”的力量。共产党和地方势力在统战中的利益融合，使得国民党中央单独打击任何一方的行动会被掣肘。
四川多元政治势力的并存导致报刊声音复杂多歧，以至于它们之间不时发生舆论战，甚至演变至官方查封和武力接收的局面。在此意义上，报刊实为三方势力的角逐场。
总之，1940年的成都米潮，展现了战时国、共、地方实力派三者间的复杂关系，于此亦可管窥中共统一战线策略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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